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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筑历史、理论与批评

王骏阳 | 建筑历史、理论与批评 | 2017年8期

建筑历史、理论与批评



王骏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王骏阳


建筑历史、理论与批评,这是黄居正老师给我出的讲座题目。都是大问题,肯定不是今天的讲座能够厘清的。但是,既然黄老师给我出了这么一个题目,就迫使我要去思考这个话题。我能做的可能只是从三者的关系入手,再结合之前金秋野老师讲座的部分内容,对建筑的历史、理论和批评进行一个小小的甄别。在这一点上,金老师的讲座真的使我受益匪浅。


在这三者之中,我愿意把历史概括为一种维度,一种时间上的维度,理论和批评常常是在这个维度中展开的。大家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理论和批评的文章都会回顾历史,其实就是一种在历史维度上的操作。你也可以说,历史给理论和批评创造了一个运作的空间,一种可以称之为历史的空间。当然,我们不能把历史简单地等同于一般意义上时间和空间概念。所谓“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观的体现。历史观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历史,这就与理论扯上了某种关系。理论,正如我数年前在《建筑师》上发表的“理论何为?”一文中指出的,就是提供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就是提供一种视野。在历史问题上,理论无疑与历史观的形成和改变有关。现代建筑历史研究中素有“主线历史”和“多元历史”之争,在我看来,这个争论涉及的就是历史观的问题。


关于历史,我姑且说这么多。接下来甄别一下理论和批评的问题。首先是批评。通常我们会用批评、评论或者批判这样的字眼,它们在中文中似乎有分量上的差别。评论似乎分量最轻,甚至可以表现为一种无关痛痒的点评,人们也可能最容易接受。当然,好的评论绝非如此,比如金秋野老师前天讲的评论。批评好像就开始有一点敏感了。好像你批评我,就是讲我不好。当然批判更加不得了,因为我们中文语境里面,“批判”是一个很厉害的字眼,文革式的大批判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但实际上,批评也好,评论或者批判也罢,英文里都是"criticism",其涵义似乎要宽泛得多,也更容易让人接受,至少从字面上说如此。当然,英文里的"criticism"与"critique"还是有区别的。"critique"有点像我们的批评或者是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用的就是"critique",译自德文的"kritik"。但是康德在这里所说的“批判”完全不是文革式的大批判,而是对问题的反思和讨论。比如说,《纯粹理性批判》讨论的是理性在什么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它的运用有哪些边界,超出这个边界理性就会失效等等。康德把它称为批判,但这里似乎不能用"criticism",“纯粹理性批判”不能说成"Criticism of Pure Reason",说明"critique"和"criticism"还是有区别的。


金秋野老师前天讲的是评论,我今天用得更多的字眼是批评,因为我想强调批判性思维的问题。二者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不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轻”和“重”的问题。刚才已经说了,好的评论绝非轻描淡写,金老师讲的评论全是有深度的,它源自评论者内心深处,再加上才华横溢的文采,这些都不是肤浅的评论可以同日而语的。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金老师说的评论与我说的批评在另一个层面的差别,它与我想提出的一个观点有关。我的观点是,真正的批评需要提出问题。这就涉及到我对理论的另一个认识。如果说理论提供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和视野,那么在这样做的时候,理论是给你灌输一种教条,还是提出了问题?在我看来,好的理论应该是批判性的,它要能够提出新的看问题的角度和视野。要做到这一点,它需要提出新的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论与批评是有共性的。但是,我之所以强调批评而不是评论,还因为批评与理论的另一个共性。


让我们回到金老师的讲座。在这个讲座中金老师提出了一种评论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是风流倜傥,不拘一格,它可以随性而为,完全凭个人的感觉。当然,金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决不是粗陋的感觉,而是富有知识涵养,其实也很有思考的“感觉”,但是最后的表达却是飘逸的和充满诗意的。他举了很多案例,如苏轼、本雅明,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等,这些我都很赞成。我的疑问在于,如果评论可以如此进行,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根本就无需追究什么,只要潇洒自如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就行,那么评论最后是否就变成各说各话,变成武断观点的陈述?我们怎么才能在评论的领域进行有效的讨论和争辩?


我的理解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才有了用武之地,因为理论不仅要能够提出问题,还需要对之进行有力的推理和争辩,就是要说清楚你这个观点是如何提出的,如何能够在一定的逻辑基础上进行论证和推理,进行争辩,说明我的这个观点和结论如何成立,如何站得住脚,如何以理服人。这恐怕也是金老师对理论有所担心的原因,因为这个过程会削弱甚至扼杀了“感觉”,会演变成一种套路和八股。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套路和八股,而是讨论问题的方式以及有效性,让我们可以展开争辩,而不仅仅是主观感觉的呈现,即使是充满诗意和魅力的呈现。换言之,如果批评/评论和理论一样都需要提出问题,那么理论更注重提出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观点进行论证推理和争辩的过程。


这就使我想起昨天晚上我们在自由讨论时讲到的另一个话题。所谓批评并不一定是针对作品(建筑、艺术、文学作品)的批评,尽管这是最为常见的批评/评论形式。它还可以是在建筑学层面展开的批评,是对某一种建筑学观念的批评。在我看来,这是更为理论化的一种批评,是历史理论的批评/批判性写作采取的主要方式。当然,这一写作最重要的核心也在于提出问题,提出可以讨论和争辩的问题。我们的很多研究生(特别是历史理论的研究生)写论文,你发现他写了半天,其实没有问题。说他完全没有问题当然也不全对,因为他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要毕业,需要完成一篇论文,怎么写个论文出来能够毕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针对论文研究主题应该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研究问题。


说到研究问题,可以有一些基本分类。一类是之前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既然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甚至没人提出过,当然就比较容易形成研究的价值,尽管能够看到别人没有提出的、但是又值得研究的问题并非易事。另一类是已经有许多研究,甚至已经形成了普遍接受的认识,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共识,好像已经不再有什么可疑问的。但是,批判性思维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对这种习以为常的观点,或者说已经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提出质疑和挑战,重新改变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在此,不同于金老师的苏轼和本雅明,我愿意将福柯视为另一种“最高境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是我在《福柯的生死爱欲》一书中看到的,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当今哲学——我指的是哲学活动——如果不是关于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那又该是什么呢?而且,如果这种哲学仍只在乎证明人们已有的知识,而不是去探究如何、以及在什么限度内有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think differently),那它又能是什么?”福柯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的思想力度常常体现在这个"think differently"上面。说福柯是一种“最高境界”,是因为我们一般很难做到他那样义无反顾,甚至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作为一种实验全部搭进去了,就像金老师说的最高境界其实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一样。


那么,我们通常所谓的批评/批判究竟有怎样的价值?今年上半年我在同济新开了一门《批判性阅读》的博士生课程。课中讲到《批判的思考》一书中的几个基本观点。首先,批判的思考并不是去攻击别人,尽管在缺少批评的文化中常常很容易被理解成为是攻击。其次,批评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别人思考,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帮助我们自己思考。最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做到这3点才是一个健康的批评应该具备的状态。你可以将它称为一种理想状态,因为我们常常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就会把一些本来很正常、很健康的批评变成一种敏感,不是攻击就是得罪。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理想的状态”却是一切批评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只能免谈。


最后我愿意以一个案例来说明历史理论的批评/批判性写作可能呈现的“理想”状况。这个案例来自刘东洋老师翻译的维特科尔的《人文主义时代的建筑原理》。在该书正文第一章第一段落,维特科尔这样写道:


如今,人们通常会以突出其尘世性的视角去解读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至多,人们会认为当时的宗教建筑、世俗建筑和居住建筑都在以同样的程度使用着形式的古典构架;用于各种目的的建筑都能使用古典形式,彼此之间并无意义上的微差;结果,人们就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看成了一种纯形式的建筑。这样的先设立场,在如今人们讨论文艺复兴建筑时,通常是被默认了的。


如果这种视文艺复兴建筑为尘世风格的习惯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15、16世纪的折中主义与19世纪折中主义建筑之间的本质差别又在哪里?如果说二者都是派生风格的话,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古典传统的派生物,难道它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后者(如果是古典式而不是哥特式的话)与古典模本的距离更远些吗?


看来,真正的答案在别处。


与19世纪的古典式建筑相比,就像历史上任何一种伟大风格一样,文艺复兴建筑是站在神圣建筑绝对价值的等级体系的那个塔尖上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坚持认为,文艺复兴教堂的形式也具有象征的价值,起码,它们充盈着纯形式所不具有的具体意义。


在这方面,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们的理论还是他们的实践,其中的态度历来都是明确的。


在原书中,上述文字是一整段,我在这里将它分为5个小段是为便于对之进行说明:第一段摆出一个在当时被人们普遍接受甚至已经是一种“默认”的关于文艺复兴建筑的认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斯各特的《人文主义建筑学》广泛影响的结果,该书曾经收录在汪坦先生主编的《建筑理论译丛》之中,由张钦楠先生翻译),它是作者试图进行质疑和批判的。第二段是这一质疑的开始,而质疑的方式正是提出问题。第三段可以被视为一种转折,它提示问题的答案不能在之前人们广泛接受的认识中找到,而应该在别处。第四段是维特科尔全书力图说明的主要论点,即文艺复兴建筑不是一种纯形式的建筑,更不是斯各特所谓的“享乐主义”的建筑,而是一种形式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第五段提示,这一观点可以通过研究文艺复兴建筑师的理论和实践予以论证,这也是《人文主义时期的建筑原理》的大部分篇幅试图向读者展现的。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经典的建筑历史理论的批评性写作的案例。这里的重点是论点的提出,它建立在对已有认识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之上,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新的观点进行论证,使人们对“文艺复兴建筑”达到新的认识。当然,这个新的认识是否可靠,是否正确?它的论者是否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漏洞?这是之后的研究和讨论应该审视和回答的问题。


有趣的是,这段文字大概四百多字,与金老师前天援引的王澍论方塔园的文字长度相差不多。它展现的可能是西方的一个学术传统,中国文人传统上不一定是这样做的。鉴于时间,我对此不再展开。但是我愿意提议,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不妨将维特科尔的这段文字与王澍的文字做一番仔细的比较,就像柯林·罗比较表面上看似迥异的马尔肯坦达别墅和加歇别墅之间的共性一样,看看它们的异同究竟在哪里。或许,这些异同可以说明,好的批评性写作终究是殊途同归的。

<根据2017年7月14日讲座录音整理成文>


(正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17年8期,总第587期,如转载须在篇首注明作者及出处。更多详图细节请见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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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信编辑:曹楠